雍正调整西藏政教格局 扶植世俗贵族

2007-10-04 22:14:33 转自 周杰伦伦 | 被2人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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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罗鼐（1689-1747），原名颇拉瓦·索朗多吉，他是18世纪西藏政治史上的风云人物，先后追随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和西藏首席噶伦康济鼐，1729年开始被清朝中央政府任命总理全藏军政事务，实行藏王统治。颇罗鼐总理藏政纵跨雍正、乾隆两朝，长达18年之久。他历任孜本、台吉、贝子、贝勒、郡王，权势煊赫一时，颇罗鼐死后乾隆又令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荫袭封郡王。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西藏，清朝为何如此扶植世俗贵族的统治？为何如此器重颇罗鼐？个中缘由是深刻而复杂的。笔者认为，颇罗鼐的崛起是在18世纪上半期清朝正在加速推进全国统一、与西北的准噶尔民族政权相互对峙、与西南的土司战火连绵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军事背景，也肩负着清朝所赋予的重要使命。

一、颇罗鼐总理藏政的政治背景

雍正六年（1729），清朝以颇罗鼐总理藏政，推究其政治因素，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既涉及西藏地方在卫藏战争之后的善后，也体现了清朝对内外各种力量关系的通盘考虑。

1．从微观政治层面来看，扶植颇罗鼐主持藏政是1727-1728年卫藏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清朝政府在五噶伦共同掌政制失败之后，结束藏乱、维护西藏地方政治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颇罗鼐作为一个来自后藏的世俗贵族能够得以总理全藏事务与1727-1728年那场卫藏战争无疑是分不开的。继1717年准部侵藏以后，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为清朝间接治藏体制的又一个转折点。1717年准部的异常成功的侵藏及其后准部在西藏三年的暴虐统治，使清朝中央政府认识到藏内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汗王之间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权力斗争，已经成为西藏内忧外患的祸乱之源。为了避免蒙藏争端再起，康熙六十年清朝废止汗王制，和硕特蒙古被排除出西藏政坛。为了避免蒙藏争端再起，维护清朝政府对西藏的间接统治权，康熙六十年清朝果断废止汗王制，将和硕特蒙古排除出西藏政坛，而改行完全由藏人掌权的五噶伦共同掌政制。五噶伦共同掌政制是以分权制衡、分工协作为原则建构起来的，无论在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上都讲究制衡，当然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设计中，这仍然是一个政教分离、世俗力量掌权的政治体制。五名噶伦中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四人为世俗贵族，只有扎尔鼐一人为格鲁派达赖喇嘛的代表。清廷希望这种前后藏世俗贵族共同掌政并允许格鲁派有限度地参政议政的政治体制能够为西藏造成一种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然而清廷大大低估了前藏世俗噶伦与达赖一系基于地理和亲缘而形成的复杂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五噶伦共同掌政制运作伊始，前藏的噶伦就与达赖一系构成政治联合态势，从而使西藏统一的政治体制迅速演化为以前后藏为划分标准的两大政治势力集团的日趋尖锐的政治对抗，并最终导致了卫藏战争这种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爆发。这次内战以最残酷的事实充分表明在青海和硕特蒙古撤出西藏以后，权力斗争没有消失，而只是转换了斗争对象。由于藏内世俗贵族之间、宗教上层和世俗贵族之间同样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利益纷争，清朝对掌权世俗贵族多封众建、相互牵制的权力分配体制是行不通的，无法实现权力的有效运作，反而会激化权力斗争，使藏内政局风云激荡。为了西藏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集中事权，建立新的权力比较集中的政治体制成为大势所趋。早在卫藏战争后期，清朝对后藏世俗贵族颇罗鼐日渐明朗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无疑就已经为这种政治变革的方向奠定了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讲，卫藏战争的最终结果不仅是颇罗鼐带领后藏军队浴血奋战的结果，更是清朝政府积极介入、精心选择的结果。根据当时清朝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藏内僧俗两大势力的具体情况，清朝充分肯定了颇罗鼐反攻前藏的正义性，对平日多行不法、唯事争权且与准部关系较为密切的前藏世俗势力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惩处和打击，雍正六年八月，查郎阿、迈禄率兵10000人进入拉萨会同僧格、马喇共同处理善后事宜，公开审理并处死了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17人。前藏世俗贵族势力被彻底削弱。而对于卷入其中的达赖喇嘛父子，清廷出于“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治大局需要，处置较为慎重，将其父子调离藏地，以示惩戒。这样一来，颇罗鼐就成为西藏政治舞台上唯一合格的候选人。为了西藏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集中事权，扶植颇罗鼐建立新的单一世俗贵族掌权的政治体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2．从宏观政治层面来看，扶植颇罗鼐主持藏政，也是清朝政府维护对藏主权,贯彻政教分离、以世俗政权间接治藏这一基本政策的延续。

在清朝中央政府看来，扶植颇罗鼐在战后主持藏政也是清朝政府维护对藏主权、贯彻以世俗政权间接治藏政策的明智之举。它突出体现在清朝政府对卷入卫藏战争的达赖势力集团的处理上。自从册封五世达赖和固始汗开始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以来的七、八十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的政治权力诉求格外谨慎，不愿令其坐大。这一点是清朝政府所不愿言明的。事实上，政教分离、扶植世俗政权，间接治藏，成为清朝前期治藏的一贯政策，除了与清朝内外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形势有关，也与当时和其后相当长时期内黄教本身的不稳定密切相关。由于黄教在各部蒙古中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黄教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相结纳、争相控制的对象。和硕特蒙古要借助它来取得在各部蒙古中的优越地位，准噶尔政权要挟黄教以号令众蒙古称霸一方，清朝要借助黄教来巩固满蒙联盟统一全国。黄教的影响力甚至三藩之乱时的吴三桂也要利用。黄教有如此的号召力和复杂政治关系，却没有防卫西藏的武装力量和能力，相反，世俗贵族有防卫西藏的能力，政治关系也相对简单，控制较易，正是鉴于这些情况，清朝长期以来不愿意达赖集团权力太大，而更倾向于扶植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和硕特汗王制解体以后，格鲁派被允许有一名代表担任噶伦，与其他世俗噶伦一起参与处理西藏军政事务，表明清朝政府的政策曾经出现过某种松动，但卫藏战争过程中达赖父子党同伐异参与屠杀、征剿后藏噶伦的事实令清朝政府大失所望，也彻底断送了格鲁派继续参政的可能性。虽然清朝出于“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治大局需要，对喇嘛父子未加审判和惩治，但却将达赖父子护送移出西藏。达赖离藏以后先驻里塘，一年以后转到特为他在泰宁修建的惠远庙居住。这期间，其父则被宣召进京，雍正帝面斥其干预藏政，索南达结向清廷保证以后不再干预藏事，为了安抚达赖，雍正帝随后加封索南达结为辅国公，崇以虚职，控制在北京。而达赖喇嘛则在惠远庙居留长达数年之久，直至雍正十二年，年已75岁的达赖喇嘛才得以返回藏地。总之，为了保持藏地的和平与稳定，清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政治隔离的办法，以继续维持藏内世俗贵族政权的正常运作，并藉此继续保证自己对西藏的间接统治。

二、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军事背景

除了政治上的种种考虑，从当时清朝和西藏内外的军事形势来看，扶植颇罗鼐主持藏政也是清朝政府防御西北蒙古、完善边疆防御体系、保证西藏和西北沿边各省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清代前中期活跃在西藏以北新疆、青海等地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是清朝统一西北、控制西藏的最大障碍，也是当时清朝甘肃、陕西等西北各省安全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准噶尔部令清朝最为头疼。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扩张欲极其强烈，他梦想建立一个象成吉思汗那样的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蒙古帝国，不断发动扩张战争。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袭击早已臣服清朝的喀尔喀蒙古，迫使其南迁，随后他又向漠南蒙古展开攻击。他向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居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率军侵入内蒙古讯界，前锋抵达距古北口仅有900里的乌珠穆沁。康熙皇帝忍无可忍，分别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率领大军反击，清军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次战役中获胜。噶尔丹兵败自杀。

噶尔丹败亡以后，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之侄）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相继统治准噶尔，准噶尔部很快恢复元气并进入全盛时期，建立蒙古帝国的梦想再次被燃起。其后准部又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了西藏。康熙五十六年，准部策旺阿拉布坦成功地利用了西藏黄教上层与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派其大将策零敦多布率军6000人成功攻入拉萨，准军击溃和硕特蒙古军队，执杀拉藏汗，推翻和硕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继而建立了一个以藏人达孜巴为首的傀儡政权。

由于西藏黄教为众蒙古所信仰，准军占领拉萨利用黄教可以号令各蒙古，这与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构成了尖锐对立，对清朝的满蒙联盟构成了威胁，同时，西藏界临云南、四川、青海和新疆，西藏一旦为准部长期占据，不但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权将受到动摇，与西藏临近的内地诸省亦将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驱逐准部，清朝于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五十九年两次派兵向西藏准军发起攻击。最终准部战败，残部退回新疆老巢。西藏再次回到清朝管辖之下。此役之后，准部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及时调整了对外策略，主动与清朝修好，不过，准部主力尚存，觊觎西藏之心未死，它在天山南北的统治仍然威胁着西藏和清朝内地的安全。雍正即位以后，防准安藏仍然是清朝中央政府一再担忧反复考虑的军国大事。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雍正帝在给云南总督鄂尔泰的朱批谕旨中谈了这样一段话：

西藏、谆噶儿（准噶尔）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哈儿咯等众蒙古人心系焉，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腋之患。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谆噶儿、安定西藏者，圣知卓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

……

总言，此一部落（准部），所关甚巨。若言不能取，因循时日，再令伊从容将伊后边一带敌国哈斯哈克、图儿虎尔诸国渐次收服，再添羽翼，若一向我，恐众蒙古情形未必能如今日矣，急当早图者。若言彼何能为，取之甚易，又何故姑容，养此大患也。若言师出无名，告天对人者不可胜数，况圣祖未了之志。……待休养士卒、训练精锐钱粮充裕时，务此大举也

这道谕旨集中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准部、西藏、清朝内地三者之间在国防安全上的密切关联有着极端清醒的认识，牢牢控制西藏，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及早彻底剿灭准部已经成为清朝维护边疆内地军事安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

除了准噶尔部，在青海的和硕特蒙古也成为清朝统一西北和维护西藏军事安全的潜在威胁。从崇德七年直到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侵藏以前75年的时间里，和硕特部曾经是西藏最有力的军事保护者。和硕特部成为一种威胁力量，与藏内僧俗势力为争夺权力曾经采取“联准逐和”的策略有关，更与清朝“驱准安藏”以后的治藏体制改革将和硕特蒙古排除出西藏政权并打压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的势力地位有关。这成为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公开策动叛乱的直接导火锁。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恢复和硕特汗王在青海和西藏的统治权，推翻清朝在西藏新设的噶伦联合掌政的行政体制。虽然此次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清朝又通过了青海善后十三条，将和硕特青海蒙古分而治之，青海蒙古此后很少生事，但和硕特蒙古和准部关系复杂，清朝对和硕特蒙古的防范也不敢掉以轻心。

鉴于准部与和硕特青海蒙古的潜在威胁，清朝必须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一线构建起一个强大的有相当战略纵深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既是防护清朝西北各省以及西藏军事安全的需要，也是清朝下一步消除割据、统一西北边疆的重要基础。在这个防御体系中，西藏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准部、和硕特青海蒙古壤地相接，交界地区绵延至数千里，是陕西、甘肃两省清军的侧翼，又是四川、云南两省的天然屏障，多年来准部觊觎西藏之心不死，除了西藏自身的宗教、土地、人民等资源吸引，也与此战略价值密切相关。相对清朝直接控制下的陕、甘等沿边各省，西藏属于协防阵线，受到的威胁却最大，而其防御力量却又最为薄弱亟待加强。西藏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不适合大批清军长期驻扎，清朝因此迫切希望卫藏地方能够承担一部分对准部与和硕特部的警戒和防守任务。在五噶伦共同掌政时期，清朝就曾进行过这种试验，明定五噶伦专汛之责，分领汛防，不时巡查：“贝子康济鼐乃后藏之人，其人忠实而勇敢……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后藏。阿里接连阳八景、达木、腾革罗尔一带地方，防御谆噶儿要隘，以扎萨克台吉叵罗奈副之。至贝子阿尔布巴，乃工布之人，……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工布达布及巴尔喀木等处，即可与内附之巴塘、得尔革、霍尔一带互相倚重矣。公隆布奈正系西藏之人，……令其管理西藏及哈喇乌苏，并……新招抚之余树、纳克树等处，至木鲁乌苏止，仍以扎萨克台吉扎尔奈佐之。……凡遇冬春寒冷草枯之时，俱在西藏协和办理噶隆事务；至夏秋草茂之时，轮流赴汛巡查防范”[5]。只要五噶伦能够同心协力团结御敌，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防准保藏的方案：若策妄阿喇布坦来窥西藏，一得准信，清朝即遣官进藏，“会同康济鼐等督率唐古忒之兵，于喷多、样八井险要之处，勒兵据守，乘其远来疲乏，以逸待劳，不难剿灭。倘贼势众大，度量唐古忒之人不能拒敌，即领官兵先护送达赖喇嘛由叉木多一路，前赴内地，则喀木、藏、卫之人心有所归向，自必皆为我用。纵使谆噶尔之人再踞西藏，亦不能固结彼处之人，为其附和。加以我兵照从前川陕两路齐进，恢复西藏，实属不难。”[6]但前后藏噶伦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使这个近乎完美的军事预案面临失败的危机，对此川陕总督岳钟琪作了非常透彻的剖析：

今闻索诺木达尔扎等与康济鼐心既不和，恐其忌功妒能，外虽恭顺，内藏奸狡，兼与罗布藏丹进有翁婿之情，倘致内外勾连，事起仓猝，我兵虽两路急趋进藏亦缓不济急矣。且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设使谆噶尔之人乘虚来藏，一闻我兵两路应援，彼竟仍如从前逃遁，或将达赖喇嘛一并迫挟带往，则口外番彝向背所系，关系甚大。我兵徒得一空藏，守之无益，弃之可惜。”

正是这种担忧，使清朝对阿尔布巴等人擅杀忠于清朝、一心防准的康济鼐，挑起卫藏战争异常敏感。随着忠于清朝、一心为康济鼐复仇的颇罗鼐在卫藏战争中逐步站稳脚跟，原本保持中立不愿介入的清朝中央政府很快就站到了颇罗鼐一边，这种支持不仅是简单的政治上的道义支持，而且还包含着向颇罗鼐及时通报清军进藏真实策略、意图，乃至要求颇罗鼐在必要情况下与进藏戡乱的清军前后接应，合力征剿阿尔布巴的机密军事谋划，“倘阿尔布巴等果有阻险抗拒之事，令颇罗鼐确探信息，率兵袭击其后，我兵掩护于前，则阿尔布巴等首尾受敌，不难擒到”。此事办理之密，不仅在藏办事的钦差大臣玛喇、僧格不闻一字，清廷枢机重臣亦少有人知。在卫藏战争双方陷于僵持，最后结局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清朝中央政府如此扶助颇罗鼐，显然清朝认定颇罗鼐是一个深孚众望、能够效忠清朝、继续扛起防准重任的军事将领。

三、颇罗鼐总理藏政的个人背景

从当时的藏内情况来看，颇罗鼐的确也是最为合适的人选。首先，颇罗鼐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生涯。颇罗鼐的政治、军事生涯是从追随拉藏汗开始的。康熙四十四年，17岁的颇罗鼐被拉藏汗看中，收为近身侍卫。康熙四十六年又被拉藏汗任命为身前金字使者。康熙五十三年不丹入侵西藏南部要地门达旺，颇罗鼐奉命出征，担任蒙古军的右路军统帅，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战法灵活多变，对蒙古军扭转战局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其后，他和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长期驻防阿里。康熙五十六年准军侵藏，颇罗鼐奉命率兵阻击。在和硕特蒙古兵极少的情况下，他率领自己召集的藏兵与准噶尔军队进行了几次恶战，取得了一些胜利，延缓了准部的进攻速度。准噶尔战胜拉藏汗以后，颇罗鼐作为拉藏汗的重要军事将领，曾被准噶尔人关进监狱，备受折磨，后来他以重金贿赂准军所立傀儡藏王达孜巴，才被营救免于一死。此后他表面上归顺准噶尔，暗地在后藏等地组织武装并联络阿里噶本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互相策应，在西藏西部建立了一个反对准噶尔人的力量中心。康熙五十八至五十九年清军进藏攻打准部，颇罗鼐和康济鼐乘机起义，集结后藏、阿克达孜通木卡的蒙古军和阿里三部的军队，截杀准部沿阿里一线逃亡的溃兵，帮助清军作战。康熙六十年他因功受封为孜本，参与处理藏政，后来成为康济鼐的主要助手。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鼓动青海蒙古发动叛乱势将延及西藏，颇罗鼐即在此时升任噶伦，配合清军作战，卓有成效地阻止了罗布藏丹津叛乱向西藏的蔓延，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平叛行动。此后不久颇罗鼐以功受封扎萨克台吉。翻检当时的档案，可以看到，在颇罗鼐受命带兵防准时期，清朝政府的许多大臣都对颇罗鼐抱有好感，多次向雍正帝盛赞其才德忠勇，可堪重任，如四川总兵周瑛、川陕总督岳钟琪、左都御史查郎阿、云南总督鄂尔泰对颇罗鼐皆持肯定性评价，作为参与处理藏事的主要官员，他们的意见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最终决定放弃中立支持颇罗鼐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颇罗鼐在雍正四年至五年的卫藏战争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卫藏战争之初，颇罗鼐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劣势，但他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以弱胜强，取得战争的胜利，再次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而这一点也成为促使清朝最终决定支持颇罗鼐惩处前藏的重要因素。这年七月，清朝中央政府“著查郎阿等将预备军需钱粮内动支三万两，给予颇罗鼐，令其酌量赏兵。”这不啻承认了颇罗鼐这位战胜者的正义地位，为以后颇罗鼐受命总理全藏军政事务埋下了伏笔。